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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文治

“边城有余力，早寄从军诗。”读到徐亚平的新著《喀喇昆仑上的丰碑——中巴公路修筑纪实》(以下简称《丰碑》)，想起杜甫的诗句来，高适所在的塞外“边城”令人遐想深叹。

如何讲好中国故事，特别是在对外交流、走向世界中如何体现中国情怀和风骨，《丰碑》作出了大胆探索，有着不拘一格的表现。

该书以粗犷线条钩沉史实。因保密、时远、人故等原因，要还原跨国的喀喇昆仑公路修筑，颇有难度。写史、纪实有多种笔触，徐亚平用了大开大阖的结构法，以诗章为题形成整饬而有气势的长歌体，打破了前承后继的事件时间，拥有驾驭、把握重大历史题材的自由度。粗看，十三章的编排有些随意;细读，通过多角度回忆和讲述，写作者介入和在场，使人物和事件渐次清晰浮现，从而避免了沉闷的叙述，不再拘泥于实录，历史便与讲述者和书写者同频共振。作为客体的史实一旦与主体高度融合，即使是大事记和数据组也都带着体温，作品粗犷雄浑、意气飞扬的审美风格也得以充分体现。

《丰碑》用浮雕群像手法刻画人物。两万军人历时十三载，以血肉之躯勇闯生命禁区，创造了人间奇迹，谱写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英雄故事。海量的可写素材对徐亚平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他以大海捞针之功，找到了四十多位老兵和烈属，借用多位热心而深情的亲历者讲述，挖掘出众多烈士及其亲属几乎被湮灭的事迹，是他们鲜活、质朴、悲壮的群像，让那段历史复活了。他把一组又一组特写镜头对准人物，形成聚焦，画面感和动态感特别强，新闻纪实就有了文学意味，报告文学就有了诗的品质。他善抓善写细节，既把英烈在生死关头的言行举止刻画得浮雕一般，又多在衣食住行的日常中发现诗意，凸现崇高之美、人性之美。同时，他又写好了“军功章的另一半”的故事，父母们、军嫂们、兄弟们，他们虽在国内，却与远方的家人结成了命运共同体。他们的故事之所以催人泪下，就在于他们身上凝聚着我们民族的无价情义、传统美德及其时代升华。

《丰碑》将字字关情渗透文本。徐亚平将本书写作的缘起定格为2017年“中巴友好万里行”活动带给他的震撼和思考。徐亚平拥有优秀记者的敏锐与担当，一旦为某事某人情动于衷，便会不顾一切要追踪、“死磕”。他用七年磨砺完成了这一部补史之作、英烈之传，亦是告慰之书。真希望能见到更多记者用真情来讲好他们所熟知的中国故事。

就情感的饱和度、持久力而言，《丰碑》尽到了无愧二字，更有推动故事不断高潮迭起所不可或缺的大情怀和纵深思考。书中织出了一张情网，其中有战友情、夫妻情、母子父子情、兄弟兄妹情，亦有从这些基本情感中升华而高出的爱国情、军旅情、民族情、中巴友情等等。其中，三代数位巴基斯坦普通村民数十年为中国烈士义务守墓，这种跨越国界的特殊感情正好印证了中巴友谊“比山高、比海深、比蜜甜”。来自民间、发自肺腑的真情，用义薄云天来言之并不夸张，而被作者浓墨重彩着笔，并和人物命运紧密相依，是要比凝练、漂亮的外交辞令更令人信服。如此用心、用情、用力讲好中国故事，也与中国传统诗学一脉相承。刘勰有论：“昔诗人什篇，为情而造文;辞人赋颂，为文而造情。”显然，《丰碑》是真情浓到深处而作，作者和所写人物情感共鸣，奏出的旋律萦绕不绝，这也是本书富有存史、陶冶、教化功效的奥秘所在。

用如此独特的材质、如此饱满的情感、如此具有审美表现力打造的“丰碑”，已超乎一本书和一园墓碑的物理属性，似乎有了神奇的超导性，将它立在千山万水之间，它也能将触及心灵的电流瞬间传递给你。

(《喀喇昆仑上的丰碑——中巴公路修筑纪实》，徐亚平 著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)